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炫耀……
——伊丽莎白·毕晓普年初，纳勃科夫给欧文·布朗发出一份机密备忘录，提出了一个举办大型艺术节的计划大纲。这份计划大纲文辞拙劣（这是纳勃科夫的一大特点。与乔斯尔森不同，他的书面英语从来都是文字不通顺，语法也不完全正确），他在计划中说明了这次艺术节的宗旨是要策动“美国第一流艺术团体在欧洲与欧洲的艺术团体第一次密切合作，同时也使美国的艺术品与欧洲的艺术品完全平起平坐地展示给观众。
由此，通过展示欧美文明在文化上的团结和相互依存，必将取得全方位的有益效果。如果这次艺术节取得成功，那么将有助于打破欧洲盛行的关于美国文化低劣的神话，而这一神话正是斯大林主义者成功地培植起来的。艺术节将使自由世界的文化向极权主义世界的非文化提出挑战，同时也将成为提高勇气和振奋精神的力量源泉，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法国和大部分欧洲的文化生活处于错位和瓦解的状态，而这次活动将向那里的文化生活注入某种判断力和自觉性。”
布朗对这个主意的反应是犹豫不决，乔斯尔森、德诺夫维尔和拉斯基也同样如此。纳勃科夫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做说服工作，以求获得批准，还要争取到巨额资金来圆他的“艺术节之梦”。拉斯基对纳勃科夫始终没有什么好感，他以不屑的神情把纳勃科夫称为“革命的纨绔子弟。尼基（尼古拉斯）这样的人对于烟花、女人的裙子和五光十色的场面简直是神往入迷。”拉斯基原本是个市立大学的空想理论家，对于纳勃科夫那独有的贵族式波希米亚生活方式，他是接受不了的。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认，纳勃科夫的计划“对我们是一种启示：华丽多彩的焰火、好看的广告、狂欢节高潮的气氛，外加宣传，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告诉人们，你不光是一个心情阴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整日辛辛苦苦地过日子，你还是一个审美学家，喜欢热闹有趣的东西，”这样肯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在华盛顿的国际组织处，汤姆·布雷顿却是十分赞赏。纳勃科夫声称，“文化产品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具有的品质和意义，而意识形态的论争是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一点确实立即打动了布雷顿的心。布雷顿不久前在华沙观赏了一场国务院主办的戏剧，他发现这个戏“令人生厌，同国务院搞的大部分东西一样，没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在明尼苏达已遭遇滑铁卢，更何况在巴黎。国务院愚蠢到在自己的村子里都找不到自己的那头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不在行，不懂得如何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本，他们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三四流的。”
除了几件事例外（比如—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欧洲巡回展），这个关于美国国务院在文化创意方面的论断是完全言之有据的。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却向观众展示“美国的尼龙制造业”，对于这类橱窗式的展览，谁会有兴趣？反过来说，“史密斯学院的室内歌唱演员，身着白色长袍，清新迷人的形象，纯洁而充满魅力”，是不是足以使法国的观众相信“文化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汤姆·布雷顿问道：“谁会去参观一个展示美国光荣的摄影展览？我对这样的梦呓般的胡言乱语不屑一顾。如果你要办，就拿出最好的东西来。艾尔（艾伦·杜勒斯）和我，只有我们更内行。听上去似乎是狂妄自大，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懂行。我们懂得一点艺术和音乐。国务院不懂。”
布雷顿还剪下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批评美国愚蠢，波希米亚生活方式（Bohemianism），原指捷克等地吉卜赛人的流浪生活方式，后扩展为放荡不羁，藐视传统、常规和习惯的行为，尤其是狂放的艺术家生活方式。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ioydWright，—），美国著名建筑师，致力于探索适合中西部的住宅建筑风格，创立“草原学派”，其设计和成品成为20世纪初期美国文化的代表。
对于“文化进攻”的重要性视而不见，指出苏联仅仅在法国的文化宣传上花的钱比美国在全世界花的钱还要多。美国需要办一些大型的、光彩夺目的活动，果断地干预文化领域。纳勃科夫的计划恰恰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年4月底，布雷顿在中央情报局的项目审批委员会上批准了举办艺术节这个项目。
年5月15日，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指示身为国际秘书处秘书长的纳勃科夫推行这个计划。纳勃科夫立即买了头等舱的飞机票飞往美国，第一站先到好莱坞去见他的“老朋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斯特拉文斯基（就像舍恩伯格、托马斯·曼，在一个短时期还有布莱希特一样）是“高雅文化之神”之一，从欧洲移居此地，几乎是隐姓埋名，居住在南加州的柠檬树、海滩小子、新建的包豪斯学校建筑群和汉堡包的环境中。就在这种极不协调的环境中，斯特拉文斯基接待了他的白俄朋友，而且答应将在艺术节上露面。纳勃科夫在丁塞尔镇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为的是等机会与乔斯·费雷尔（JoseFerrer）见面，费雷尔听到纳勃科夫的计划，兴奋异常，后来他写信给纳勃科夫，要他再回好莱坞，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钱可以充实他的金库，费雷尔还说他将尽全力助他一臂之力。
在美国旋风般地游历一番之后，纳勃科夫回到了欧洲，手里攥着一大把合同，还有许多人答应参加艺术节的允诺。艺术节定于年4月举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利昂泰因·普赖斯、艾伦·考普兰、塞缪尔·巴伯、纽约芭蕾舞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F.法雷尔、W.H.奥登、格特鲁德·斯坦因、弗吉尔·汤姆森、艾伦·塔特、格伦韦·韦斯科特，他们的作品或本人将出现在艺术节上，这些都列入了纳勃科夫的计划之中。回到欧洲之后不久，他又宣布让·科克托、克劳德·德彪西、威廉·沃尔顿、劳伦斯·奥列弗、本杰明·布里顿、捷斯洛·米沃什、伊格拉齐奥·西洛尼、丹尼斯·德卢奇芒、安德烈·马尔罗、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吉多·皮奥韦内、科文特加登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巴科文特加登歌剧院，全名为伦敦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于年成立，亨德尔曾任音乐指导。年倒闭，4年后由皇家歌剧院取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停演，分别于和年复业，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歌剧院。兰钦舞剧团也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纳勃科夫本人是作曲家，音乐成为艺术节的重要部分是毫不足怪的。在艺术节上，纳勃科夫打算以一个一个音乐家来对付艺术界的斯大林主义。他在计划书中强调：“艺术节的政治、文化、精神道德上的用意何在，甚至艺术节的计划，都不应公之于世，应让公众自然地得出逻辑性的结论。艺术节上演出的作品几乎都是被斯大林分子和苏联的美学家贬为‘形式主义’‘颓废’和‘腐朽’的作品，其中包括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原文如此）、斯克里亚宾和斯特拉文斯基（原文如此）。”
纳勃科夫制订的各种宏伟计划，反映了中央情报局新近成立的文化宣传机器首次认真地提出了挑战。布雷顿那个羽毛尚未丰满的国际组织处，在这次艺术节上，无论是它的组织工作还是财力都将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在纽约开了一个“艺术节账户”，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暗中提供的经费做洗钱工作的，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紧急成立了一个法菲尔德基金会，作为一个外围组织，或者说是为艺术节提供经费开辟一条“通道”。后来由于这个基金会很有用，就保留了下来，作为中央情报局向代表大会提供补助的主要出纳部门。至于英国为参加艺术节所需的财政支援，中央情报局是通过与情报研究局和伍德罗·怀亚特协商来解决的。伍德罗·怀亚特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盖茨克尔先生的私交，允诺筹备更多的经费。
布雷顿的国际组织处也直接参与了与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协商。纳勃科夫已经使他的老友、交响乐团的艺术指导查尔斯·明希（CharlesMunch）对艺术节发生了兴趣。据纳勃科夫说，单是乐团的旅费这一项开支就“十分庞大”。而且艺术节举办的时间又与收益颇高的大众音乐季演出的时间相冲突，这意味着乐团可能损失一大笔收入；但是纳勃科夫不想失去这一支美国普遍认为是最好的交响乐团。于是他求助于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CharlesDouglasJackson）。此人为一名坚定的冷战斗士，当时他已脱离《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集团，参加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这位被简称为C.D.的杰克逊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管理班子的成员，他与法菲尔德基金会的主席、艺术节的“天使”朱利叶斯·弗莱希曼（JuliusFleischmann）一起，正式“邀请”乐团在艺术节上演出。名义上他们是代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其实他们是暗中代表中央情报局。该局已保证提供13万美元作为这次出访经费（名义是著名人士和机构的捐款）。交响乐团赴艺术节演出这件事就这样敲定了。
年4月1日，《二十世纪杰作》艺术节于巴黎拉开帷幕。开幕式中，波士顿交响乐团在皮埃尔·蒙特（PierreMonteux）的指挥下演奏了《春之祭》（TheRiteofSpring），39年前，这位著名指挥家就指挥过这部乐曲。法国总统樊尚·阿里奥尔和夫人出席，坐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旁边，真是大放异彩的盛举。在此后的30天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巴黎献上了20世纪70位作曲家上百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和芭蕾舞。参加演出的有9个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西柏林里亚斯乐团（由马歇尔计划的对应资金出资），日内瓦的瑞士罗曼德乐团（theSuisseRomandeofGeneva）、罗马的桑塔·西西利亚乐团（theSantaCeciliaorchestraofRome）、法国国家电台乐团（theNationalRadiodiffusionFranaise）。主角是那些被希特勒或斯大林放逐过的作曲家（有些作曲家如奥尔本·伯格，更因其作品遭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所禁而享有殊荣）。艺术节上演出的乐曲的作曲家中还有奥地利出生的阿诺德·勋伯格，由于他是犹太人，又是“堕落音乐”的作曲家，年被纳粹逐出德国；俄国的音乐“评论家”也批评他的作品是“反美学，反悦耳和声，混乱，空虚”音乐的代表；保罗·兴德米特是另一位逃离纳粹德国的流亡音乐家，现在又遭斯大林主义者的批评，说他开创了“图解式、线性伪旋律对位”学派，这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伪现代主义者正追随这一学派；此外还有克劳德·德彪西，据《苏联音乐》杂志说，“正是在他的印象主义庇护下，一批现代主义的毒草被允许滋意生长。”
塞缪尔·巴伯、威廉·沃尔顿、古斯塔夫·马勒（GustavMahler）、埃里克·萨蒂（EricSatie）、贝拉·巴托克（BélaBartók）、海特·维拉-洛博斯（HeitorVilla-Lobos）、伊尔德博兰多·皮泽蒂（IldebrandoPizzetti）、维托里奥·列蒂（VittorioReiti）、贾恩弗兰科·马利皮埃罗（GianfrancoMalipiero）、乔治·奥里克（GeorgeAuric）等人的作品也被选来反映“我国创作的正统地位”。（这些人连同达里乌斯·米约，DariusMilhaud，在《苏联音乐》杂志上都被列为资本主义城市里一批势利的、迎合资产阶级趣味的奴性帮闲。）此外还有亚瑟·奥涅格（ArthurHonegger）、让·弗朗塞（JeanFranaix）、亨利·索格特（HenriSauguet）、弗朗西斯·普朗克（FrancisPoulenc）种艾伦·科普兰（此人与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博奈、哲学家柏格森以及“恶棍”雷蒙德·莫蒂默和罗素等人放在一起，这些人都是苏联音乐学家和评论家不屑一提的）。斯特拉文斯基年逃离巴黎，这次他亲自指挥了自己的作品《俄狄浦斯王》，由让·科克托设计舞台和编舞。（在最后时刻，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要求在艺术节的节目单中删去科克托的名字，于年4月9日打电报给纳勃科夫说，他们刚刚获悉“在共产党主使的对苏联间谍在希腊被处决的抗议书上，科克托签了名。这次抗议显然是共产党指使的，我们这里觉得他的名字应从节目单中被删除。”但是没有照办。）